1869年4月，法国传教士、生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德在雅安宝兴发现了活体大熊猫。这一发现，让大熊猫逐渐走进了国际公众视野。

        150年后，《四川省志·大熊猫志》（以下简称《大熊猫志》）面世。这是国内首部、全球唯一以大熊猫为主要记述内容的特色志。

        这部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原四川省林业厅承编的特色专志，历时十二载，几经调整，数易其稿，于今问世。这不禁让人好奇，这部82万余字、全面记述大熊猫的特色专志，揭秘了哪些大熊猫鲜为人知的故事？

1869年采集于四川宝兴的大熊猫模式标本。

        多端”的大熊猫 远古大熊猫体型只有现在的一半多，脚步到过长江、黄河、珠江流域

        从远古走来的大熊猫，经历了多少变化……这或许是萦绕在大熊猫爱好者脑海中的问题。《大熊猫志》开篇第一章“起源与命名”，就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向人们展示了多变的大熊猫。

        大熊猫是什么时候改变食谱，开始吃素的呢？志书里写道：距今250万年前，一种被称为大熊猫小种的动物出现，这被认为是大熊猫的祖先，它们逐渐由食肉类动物演化为以食竹子为主的“素食”动物。

        让人意外的是，大熊猫的个头也是几经变化。志书记载，古今大熊猫的体型变化经历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过程。250万年前的大熊猫小种个头较小，仅为70万年前出现的大熊猫巴氏亚种的一半大，而现生大熊猫的个头，又比大熊猫巴氏亚种小约1/8至1/9。

        大熊猫的生活家园也经历了很大变化，野生大熊猫虽然现在只栖息在四川、甘肃、陕西三省，但远古时代，在长达70万年的时间里，大熊猫巴氏亚种曾广泛分布于华中的长江流域、华北的黄河流域及华南的珠江流域，以及越南、老挝和缅甸北部的部分地区。四川、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10余个省（区、市）发现了大熊猫化石。

         参与编纂的工作人员透露，志书在溯源大熊猫的同时，也对其命名进行了考据。虽然有学者提出古籍中出现的“貔貅”“貘”可能为大熊猫，但古代人对大熊猫的真正名称，还有待科学工作者进一步去发掘。而栖息地群众依据大熊猫的体色、食物、形貌等，历来称作“竹熊”“花熊”“白熊”“食铁兽”等。

大熊猫“姬姬”， 以它为原型设计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徽标。

        牵动人心的大熊猫 1983年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后，一次国际性的大熊猫拯救行动展开

        在7个大篇目中，其中有一篇“大熊猫受灾与抢救”颇为引人关注。

        参与编纂的原林业厅同志透露，为了尽可能还原大熊猫历史上的两次受灾与抢救，编纂组成员先后到雅安、宝兴、天全等地及保护区进行调研，与当地管理人员、农民群众座谈，访问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收集有关历史资料。

        1983年，一则《光明日报》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最近发表新闻公报，卧龙自然保护区竹子开花，大熊猫今冬明春严重缺食。

        据原四川省林业厅报告，当年5月以来，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宝兴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等相继发现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形如被火烧过一般，有的大熊猫甚至开始吃草。

        消息传出，第一次国际性的大熊猫拯救行动展开。《大熊猫志》详细记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一次拯救行动: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呼吁，立即着手在卧龙等地为大熊猫寻找代用食品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共53个代表团前往大熊猫灾区考察慰问和捐款捐物。四川不仅在箭竹开花的重点县和自然保护区建立巡逻、监察站，同时用米粉、鸡蛋制成窝窝头招引大熊猫到适合生存的地区……直到1988年，大熊猫才由应急抢救逐步转入正常的保护管理。

        志书编纂工作人员回忆，这场拯救行动，不仅保护了大熊猫生存环境，保护和培育了大熊猫主食竹，还救护了病饿大熊猫，更是得到了国际新闻界和相关国际组织的认可。

        实际上，这并非大熊猫第一次遭遇生存危机。《大熊猫志》详细记述 了 1975 年 -1976 年 、1983年-1988年两个特殊历史时期抢救和保护大熊猫的壮举。“第二次救灾是一场国际性拯救行动，更是中国为保护濒危物种所尽的历史责任和国际义务。”《大熊猫志》责任总编张兆法认为，专辟此章，正是为了让后来者从中汲取经验，从而更好地保护大熊猫。

8只参加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展的大熊猫。

        科学护佑的大熊猫 从繁殖到疾病防治再到野化放归，科学家们瞄准一个个难关发力

        自1869年在四川宝兴发现大熊猫物种后，世界对大熊猫的研究便随之兴起。在大熊猫科研方面，我国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大熊猫志》也进行了详细梳理。

        大熊猫受自身生理特性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其繁殖过程中存在发情难、配种受孕难等，攻克难题，我国科学家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当年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个单位相互帮助，相互支持，逐步攻克技术难关。

        记者翻看志书发现，在提高发情能力方面，技术人员在提高饲养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使用“行为与外源激素诱导发情技术”，使90%的育龄雌性大熊猫能正常发情，解决了“发情难”的难关。通过探索锻炼后肢力量、现场观摩大熊猫配种、提高精液质量、加强孕期管理等方法，解决“配种受孕难”的难题。

        大熊猫的疾病预防和治疗，应该特别注意什么？

        志书中记录，科学家发现，野生和圈养大熊猫发病规律不完全相同。野生大熊猫寄生虫病列第一位，圈养大熊猫则是消化道疾病列第一位。位于卧龙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等单位还对圈养大熊猫各年龄阶段的常见病进行了探索，发现幼年大熊猫易患肺炎，亚成体和青年大熊猫多发营养不良，青壮年大熊猫易发肠梗阻，老年大熊猫易发癫痫、肺炎、营养不良综合征等。这些研究，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救治大熊猫。

        志书中还专门用一个篇章详细记录了2006年大熊猫“祥祥”、2005年“盛林1号”放归的过程，并总结了两次放归的经验和教训。比如，在放归个体的性别选择上，“祥祥”的放归表明，雄性个体不易被异地野生种群接受，雌性个体更易于被野生种群接受，所以野化放归的大熊猫适宜雌性优先。

        “这部志书的出版，将为中国乃至世界保护大熊猫等濒危野生动物提供借鉴经验。”张兆法说。

        经久不衰的大熊猫热 1939年便出现过反映大熊猫的电影，大熊猫在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不是翻阅志书，可能没人想到：大熊猫最早出国参与文化交流也许是在唐朝。志书引用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在唐垂拱元年（685年）十月，武则天曾将一对称为“白熊”的活体作为珍贵的国礼赠送给日本天武天皇。

        而自戴维德将大熊猫介绍给西方后，国际社会对大熊猫的喜爱程度有增无减。1937年，第一只饲养在动物园并向观众展出的大熊猫“苏琳”，在美国芝加哥动物园第一天展出，观众就超过4万人。

        “黑白分明、对人友好、历史奇特、珍贵稀有……”伦敦动物协会会长莫里斯在1981年发行的《大熊猫》一书中，试图去解释大熊猫为何受到欢迎的20个优点。

        “大熊猫热”也带来了以大熊猫为载体的文化热。世界第一部反映大熊猫的影片，是1939年由摄影大师孙明经在雅安拍摄的电影《西康一瞥》。自那以后，国内外陆续来川拍摄大熊猫专题片、纪录片。

        不仅是影视作品，志书记载，中国从1963年到2000年先后发行大熊猫邮票6套，亚洲、欧洲、美洲等地的14个国家都曾发行过大熊猫邮票。

        用整个一章详细叙述大熊猫文化发展变化，不少参与《大熊猫志》编纂的工作人员表示，大熊猫憨态可掬的外形、极高的科研价值，以及在文化交流、对外交往及人们观赏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不仅现在，即使将来，世界范围的大熊猫热还会经久不衰。

        延伸阅读 为何要为大熊猫出专志

        在迎来大熊猫科学发现150周年之际，《四川省志·大熊猫志》（以下简称《大熊猫志》）出版面世更具特别意义。为何要出版这样一部以单一野生动物为主要记述内容的特色志？2月13日，记者就此进行采访。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其为官方主持修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千百年来一直发挥着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省地方志办副主任陶利辉说。

        《大熊猫志》责任总编张兆法回忆说，在2005年我省成为全国第二轮修志试点省后，省委省政府采纳了专家学者意见，在原定约80部志书的规模基础上，立足巴蜀文化传承和地情挖掘，加大特色志书的分量，延续与传承四川特色文化记忆。

        “四川是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大熊猫资源及保护管理等诸多方面在全国均占首位，为‘国宝’出专志，四川责任在肩、当仁不让。”省地方志办主任陈建春表示，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资源调查显示，四川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栖息地面积、分布区及人工圈养大熊猫数量等均居全国第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6年，《大熊猫志》等12部特色志书纳入了第二轮编修规划。很快，《大熊猫志》编纂委员会成立，编纂队伍中既有在岗的地方志和野生动物领域专家，也有退休后返聘而来的老干部、老学者。

         参编人员克服资料分散、信息浩瀚等困难，历时12年编纂、审核后，《大熊猫志》终于付梓出版。终审专家认为，这是一部用史实、事实展现大熊猫生活史、研究史、保护史、发展史、文化史的综合性书籍。人们通过此书，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大熊猫、关注大熊猫，进而热爱、支持、参与整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横跨川、陕、甘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在紧张建设中，此时出版《大熊猫志》恰逢其时。”该志书副主编杜松文说，这将为大熊猫保护和管理提供翔实的借鉴经验，也为构建熊猫文化提供厚实资料基础，既有历史价值，更有现实意义。（记者 袁婧 钟振宇）